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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文化
正在消失的艺术“国粹”茶道 来源:世界茶园 时间:2016-07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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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正在消失”似乎是个矛盾的概念,要么存在,要么消失,很难说哪个时刻某个事物正在消失。但任何事物由盛而衰都有一个过程,在历史中它可能只是瞬间,而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之中,却可能是一个深刻的烙印,一段漫长的经历。我们所要描述的只是一种趋势,也许今天它还存在,但消亡的命运已经注定,我们看着它向末日逼近。这并不是一出悲剧,而是历史的活力所在。旧的消亡,新的诞生,就是这样。

  茶,实在是地地道道的“国粹”,已经超越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,迈入一个精神领域,成为一种修养,一种人格力量,一种境界。茶饮具有清新、雅逸的天然特性,能静心、静神,有助于陶冶情操、去除杂念、修炼身心,这与提倡“清静、恬澹”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,也符合佛道儒的“内省修行”思想,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、文人骚客、商贾官吏、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,特别喜好在品茗中,吟诗议事、调琴歌唱、弈棋作画,以追求高雅的享受。

  所谓茶道,就是有关沏茶、饮茶的礼仪,有一整套形式,用以修身养性,增进友谊,学习礼法。“茶道”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,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,它通过沏茶、赏茶、饮茶,增进友谊,美心修德、学习礼法,是很益的一种和美仪式。茶道是品出来的。中国茶道酝酿于隋朝之前,形成于唐代,鼎盛于宋明。陆羽创立了中国茶道。中国茶道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时期,从神农时期到隋朝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时期:远古时代无文字记载,但留下了美丽的传说。相传神农身体奇特,肚皮透明,五腑六脏一览无余。按时下气功理论家的推测,神农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,可以凭观察,靠感觉,断定植物入哪经、走哪穴、治什么病。当然,尝遍百草难免中毒。世界第一部药物学著作、据考证成书于先秦的《神农本草》云: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(茶)而解之。”陆羽是有几分相信的,《茶经》说: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”。并肯定茶是“南方之嘉木”。古人还喻为“嘉谷”。嘉者,至美至美也。传说表明:人们在认识茶树过程中进行审意体验,发现茶树具有治病的功效和济世活人的品格。前者是物质的。后者是精神的。一原始社会及后来的奴隶社会,人类征对大自然难以抗衡,疾病多,死亡率高,彼此需要帮助,“济世活人”便被十分推崇。茶树便成为这种品格的象征物。

  第二个时期是唐代,这是中国茶道的形成时期:前面说过,茶道要以茶文化为依托。而茶文化兴盛的前提条件是饮茶成风俗。到唐代,一发明了蒸青制茶,茶叶品质经高了,饮茶之风渐盛。茶已不是贵族和士大夫们的特有享受品,已普及民间,成“比屋之饮”。《封氏闻见记》又说:“按古人亦饮茶耳,但不如今人溺之甚。穷日尽夜,范成风俗,始自中地,流于塞外。”茶事兴盛的客观条件是茶叶种植业的空前大发展,据《茶经》所载:唐代产茶度分布在8个道、43个州郡、44个县,不再限于云贵川之一隅。茶叶传入东南,得其天时地利,涌现不少名茶。有了这个物质条件,茶事便日渐兴旺。

  唐代的茶文化引人注目的有两个方面。一是文人学士深得茶之益处,清醒头脑,增长思维能力,易来灵感,于是争相沤歌茶事。由于文人推波助澜,饮茶和研究茶叶的风气大盛。茶不再仅仅是农学家的研究对象,,也是一种可登大雅之堂的世俗文化。二是出了一批茶学专著,有陆羽的《茶经》,张又新的《煎茶水记》,温庭筠的《采茶录》,苏廙的《十六汤品》等,这些茶学专著使茶事成了一门高雅的文化艺能,对茶的认识已条理化、系统化,由感性上升到理性,由个别到一般。茶事已成一门博大精深的涉及多边学科的学问。

  第三个时期是宋明,这是中国茶道的发展鼎盛时期:维唐之后,宋代饮茶更为普遍。王安石《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》说:“夫茶之为民用,等于米盐,不可一日以无。”李觏(gò)《盯江集卷十六·富国策一十》云:“茶并非古也,源于江左,流于天下,浸淫于近世,君子小人靡不嗜也,富贵贫贱靡不用也。”宋人吴自牧编撰的《梦粱录》载有“开门八件事”: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酒、酱、醋、茶。由此可见,茶已同布帛菽粟,成日常生活之必需品,须臾不得。到元代,去掉了酒而成 “开门七件事”。

  宋代明代商贸繁荣,饮茶成了一大服务行业,由家庭走向社会,由比屋之钦发展到茶肆、菜行、茶亭、茶定、茶摊、茶店、茶馆比比皆是,由独钦发展到办茶会、茶宴聚饮。茶道亦成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荣事不再是个人的享受,已全方位向社会开放,成为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交及一切世俗生活的载体,一个小小的茶馆竟是社会的缩影。茶道的发展要以茶文化的发展为依托,茶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茶业文学。宋明文人亦如前朝,著诗文歌吟茶事。茶诗数量倍增,内容也有两个突出的变化:一是宋明茶业文学涉及对茶政的批判;二是宋明茶叶文学对茶道艺能的描写更细腻入微。

 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。贵族茶道生发于“茶之品”,旨在夸示富贵;雅士茶道生发于“茶之韵”,旨在艺术欣赏;禅宗茶道生发于“茶之德”,旨在参禅悟道;世俗茶道生发于“茶之味”,旨在享乐人生。

  贵族茶道: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,达官贵人、富商大贾、一豪门乡绅于茶、水、火、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求其极,很违情肯理,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。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,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。茶被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,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,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,形成了一大批名茶。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“国饮地位”,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、饮茶大国的地位,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。茶之灵魂被扭曲,茶成了坑民之物,不再济世活人。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,夸示皇家气派。贵族们不仅讲“精条”,也讲“真水”,为此,乾隆皇帝亲自参与“孰是天下第一泉” 的争论,用“称水法”一锤定音,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。为求“真水”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。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、富商大贾、。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,不必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,但一要贵,有地位,二要富,有万贯家私。于茶艺四要“精茶、真水、活火、妙器”无不求其“高品位”,用“权力”和“金钱”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,似乎不如此便有损“皇权至上”,有负金钱第一”。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,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,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,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。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,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,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。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。

  雅士茶道:古代的“士”有机会得到名茶,有条件品茗,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;茶助文思,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。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。可以说,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。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,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。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,既然“穷春秋,演河图,不如载茗一车”,茶中自有“黄金屋”,茶中自有“颜如玉”,当年为功名头悬梁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,所以,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,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,著之以文传播茶艺;三则,茶助文思,有益于吟诗作赋。、李白可以“斗酒诗百篇”,一般人做不到,喝的酷叮大醉,头脑发胀,手难握笔何以能诗?但菜却令人思勇神爽,笔下生花。

  茶助文思,兴起了品茶文学,品水文学,还有茶文、茶学、茶画、茶歌、茶戏等;又相辅相陈,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,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。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。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,以“入仕”的土为主体,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,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,青楼歌妓、艺坛伶人等。对于饮茶,主要不图止渴、消食、提神,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,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。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,在乎风月之间,在乎诗文之间,在乎名利之间,希望有所发现,有所寄托、有所忘怀。“雅”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:一是品茗之趣,二是茶助诗兴,三是以茶会友,四是雅化茶事。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,成为文化。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、与修养、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,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。所以说是中国的“士”创造了中国茶道,原因就在此。

  禅宗茶道:僧人饮茶历史悠久,因茶有“三德”,利于丛林修持,由“茶之德”生发出禅宗茶道。僧人种茶、制茶、饮茶并研制名茶,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、茶学的发展、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。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。《晋书·艺术传》记载:敦煌人单道开,不畏寒暑,常服小石子,所服药有松、桂、蜜之气,所饮茶苏而已。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。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,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。壶居士《食论》中说:苦茶,久食羽化,与韭同食,令人体重。长期喝茶可以“羽化”,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“六碗通仙灵;七碗吃不得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与韭菜同食,能使人肢体沉重,是否真如此,尚无人验证。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,以“居上”相称定与佛门有缘。僧人饮茶已成传统,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。

  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,所以自带三分佛气。僧人为何嗜茶?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。佛教认为“茶有三德”:坐禅时通夜不眠;满腹时帮助消化;茶可抑制性欲。这三条是经验之谈。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,禅宗和尚、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,要求静坐、敛心,达到身心“轻安”,观照“明净”。其姿势要头正背直,“不动不摇,不委不倚”,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,老和尚难以坚持,小和尚年轻瞌睡多,更难熬,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;饭罢就坐禅,易患消化不良,饮茶正可生津化食;佛门虽清净之地,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,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,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,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、抑制性欲,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。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,培植名茶。茶产于山谷,而僧占名山,名山有名寺,名寺出名茶。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,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。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。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,陆羽《茶经》说:“杭州钱塘天竺、灵隐二寺产茶。”宋代,天竺出的香杯茶、白云茶列为贡茶。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,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。毫不夸张地说,中国茶的发现、培植、传播和名茶的研制,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。

  世俗茶道:茶是雅物,亦是俗物。进入世俗社会,行于官场,染几分官气。行于江湖,染几分江湖气;行于商场,染几分铜臭;行于清汤,杂几分脂粉气;行于社区,染几分市侩气;行于家庭,染几分小家子气。熏得几分人间烟火,焉能不带烟火气。这便是生发于“茶之味”以“享乐人生”为宗旨的。

  “世俗茶道”,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。当它进入官场,与政治结缘,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、悲壮的、伟大的、渺小的、光明的、卑劣的历史活剧。唐代,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,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,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、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,茶亦有一份功劳。唐代,文成公主和亲西藏,带去了香茶,此后,藏民饮茶成为时尚,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。唐代,文宗李昂太和九年(835),为抗议榷茶制度,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,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“甘露事变”。明代,朝廷将茶输边易马,作为杀手铜,欲借此“以制番人之死命”,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。清代,左宗棠收复新疆,趁机输入湖茶,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。

 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,人情往来靠它,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。茶通用于不同场合,成事也坏事,温情又势利,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,常扮演尴尬角色,借茶行 “邪道”,罪不在茶。茶入商场,又是别样面目;茶入江湖,便添几分江湖气;茶道进入社区,趋向大众化、平民化,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。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。

  茶已是俗物,日行之必需。客来煎茶,联络感情;家人共饮,同享天伦之乐。茶中有温馨。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,茶不必精,量家之有;水不必贵,以法为上;器不必妙,宜茶为佳。富贵之家,茶事务求精妙,可夸示富贵、夸示高雅,不足为怪;小康之家不敢攀比,法乎其中;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,只要烹饮得法,亦可得条趣。茶不孤傲怪僻,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。综上所述,茶作为俗物,由“茶之味”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,可叫官场茶道、行帮茶道、情场茶道、社区茶道、平民茶道、家庭茶道,茶中有官气、有霸气、有匪气、有江湖气、有市侩气、有脂粉气、有豪气、有小家子气,这一切都发端于“口腹之欲”,其主旨是“享乐人生”,非道非佛,更多儒学的内蕴。为了学问完整些、系统些,我们可概称为“世俗茶道”。中国人在,茶道在,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。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,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:放茶叶、倒水。但是在茶道中,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,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。

  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“茶”的概念,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,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“茶道”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,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,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。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。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“茶道”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,没有仪式光自称有“茶道”,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,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,那似乎就泛化了,最终也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了。

  喝茶讲道,非是简单地熟悉通常的茶艺所讲的韩信点兵、关公巡城一类,甚至也不仅包含日本人所触类旁通的“清敬和宜”那一套,因为,喝茶在中国人早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它与艺术、个人修养、道德,甚至日常行为每一方面都紧密关联,而且每一发面都与艺术早已融合在一起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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